为什么要写读书笔记
写读书笔记最大的好处是能贮存著书立说的资料。常言说得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们做学问必须依靠准确可靠的资料，如果读书不记笔记，单凭一些模糊印象来写论文，当然不可能获得成功。正因为写读书笔记是我们积累资料最可靠、最有效的方法，所以人们干脆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梁启超还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说：
我们读一部名著，看见他征引那么繁博，分析那么细密，动辄伸着舌头说道这个人不知有多大记忆力记得许多东西，这是他的特别天才，我们不能学步了；其实那里有这回事。好记性的人不见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较的倒是记性不甚好。你所看见者是他发表出来的成果，不知他这成果原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有用者，立刻钞下来。短的钞全文，长的摘要，记书名、卷数、页数。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便成为一篇名著。想看这种痕迹，读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最容易看出来。这种工作笨是笨极了，苦是苦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子。（《治国学杂话》，《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一《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中华书局1936，24页）
凡卓有成就的学者都在写读书笔记方面下过苦功。顾颉刚之子谈及其父时说：
父亲一生治学，留下了一部分极富特色的文字，这就是他从1914年至1980年记了六十多年的、积累了约二百册四百万言的读书笔记，它们已成为父亲全部著述的重要部分。父亲生性遇事注意，并勤于动笔，或写下直接的闻见，或记录偶然之会悟，总之不放过每一个思想的火花，使其留于札牍，把笔记簿当成随手可稽的工具，为作文著书打基础。（《关于顾颉刚先生读书笔记的特色》，《文史哲》1993年第2期）
记笔记还可以节省查资料的时间。现在虽然也有目录索引之类的工具书，但是各人有各人的研究课题，这些工具书不可能完全符合自己研究的需要。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将文献调查与社会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以及资料线索随手记下来，使用起来当然会既方便又实用。
一边读书，一边写读书笔记，对书的印象将会更加深刻，对书的理解将会更加透彻。清龙启瑞说：
愚谓今日诸生，读史必须手边置一札记，随其所得，分类记之。记古人之嘉言懿行，则足以检束其身心；记古人之善政良谋，则足以增长其学识，以至名物象数，片语单辞，无非有益于学问文章之事，当时记录一过，较之随手翻阅，自当久而不忘，且偶尔忆及与蓄疑思问，其检查亦自易易。此为读史要诀，诸生所宜尽心。（《经籍举要》史类《资治通鉴》提要）
龙氏所说，当然不局限于史学著作，而具有普遍的意义。梁启超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读书莫要于笔记，朱子谓老吏断狱，一字不放过。学者凡读书，必每句深求其故，以自出议论为主，久之触发自多，见地自进，始能贯串群书，自成条理。经学、子学尤要，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读书分月课程·学要十五则》，《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九，中华书局1936，4页）
他还谈道：
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当读一书时，忽然感觉这一段资料可注意，把它抄下来。这件资料，自然有一微微的印象印入脑中，和滑眼看过不同。经过这一番后，过些时碰着第二个资料和这个有关系的，又把它抄下来，那注意加浓一度，经过几次之后，每翻一书，遇有这项资料，便活跳在纸上，不必劳神费力去找了。这是我多年得来的实况。（《治国学杂话》，《饮冰室专集》之六十九，中华书局1936，25页）
记笔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迫使你在读书时思考。谁都不愿多写一个字，什么该摘录，什么不该摘录，都是四考的结果。严家炎说得好：
读书要有效果，一定要做笔记。笔记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不仅是为了记下读书的当时产生的那些闪光的思想和精彩的语言，使之不要被遗忘；它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即可以促使我们在整理自己原始想法的过程中把思想系统化和深刻化，促使我们摆脱那种“学而不思”的状态，不做思想懒汉。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一些本来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思想，经过做笔记过程中的加工整理，不仅明确了，而且丰富了、升华了，于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记下一大篇东西来，犹如从蚕茧上理出一个丝头，能得到一大堆蚕丝一般。这就是记笔记的好处。我们应该养成这个习惯，不要偷懒，不要把它看做可有可无的事情。（《严家炎自述》，《世纪学人自述》，XXX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473页）
写读书笔记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有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都是读书笔记汇辑而成的，如洪迈的《容斋随笔》、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钱锺书的《管锥编》。顾炎武《日知录·自序》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逐削之。”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明显受到了《日知录》的影响，其曾孙钱庆曾称：“公弱冠时即有述作意，读书有得，辄为札记，仿顾氏《日知录》条例。后著各书，即于其中挹注，又去其涉于词华者，尚裒然成集，是年重加编定，题曰《十驾斋养新录》。”（《竹汀居士年谱续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1册，XXX古籍出版社，1997，43页）还有依靠写读书笔记从事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蔡尚思曾举一例：
资产阶级方面，在世界上也出了一个最博学、最多写笔记最多产的小说家，他就是法国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他生于一百五十多年前，写出此类小说近一百种。他每研究一个科学问题，都要看大量的资料，以便写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他亲自摘录的笔记，就有两万五千多本。他为了写一本《月球探险记》，就研究过五百多册图书和资料。（《中国文化史要论（人物·图书）》，XXX人民出版社，1979，108页）
怎样写读书笔记
胡适在《读书》一文中讨论过写读书笔记的方法问题，指出：
札记又可分为四类：
（a）抄录备忘。
（b）作提要，节要。
（c）自己记录心得。
（d）参考诸书，融会贯通，作有系统的著作。（《胡适文集》第4册，XXX大学出版社，1998，126页）
显然，第四类已超出了写读书笔记的范围，或者说是写读书笔记的最高阶段，兹不具论，仅对前三类略作介绍。
1
抄书
这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有效、最容易操作的一种方法。郑板桥曾对儿子说：
凡经史子集，皆宜涉猎，但须看全一种，再易他种，切不可东抓西拉，任意翻阅，徒耗光阴，毫无一得。阅书时见有切于实用之句，宜随手摘录，若能分门别类，积成巨册，则作文时可作材料，利益无穷也。（《潍县署中谕麟儿》，《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500-501页）
王筠在指导学生读书时也是这么要求的，尝云：
每读一书，遇意所喜好，即札录之。录讫，乃朗诵十遍，粘之壁间。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闲步，即就壁间观所粘录，日三、五次以为常……一年之内，约得三千段。（《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编》本）
如果自己时间紧，当然也可请人代抄，当年蔡尚思在XXX国学图书馆读书就是这么做的。
不少古书都是抄录纂辑而成的。汪辟疆归纳道：
窃以抄书亦有六等：一曰全抄，基本书全抄全读，如巾箱《五经》是也。二曰节抄，读书时随所嗜而节抄之，如《群书治要》、《意林》是也。三曰撰抄，每阅读一书将其书中精要，撰次而抄之，如《九经要义》、《文选理学权舆》、《说文段注撰要》是也。四曰比抄，两书皆有相当地位，比合抄之，如《班马异同》、《新旧唐书合抄》是也。五曰摘抄，随所阅览，摘其字句而抄之，如《两汉博闻》、《两汉蒙拾》是也。六曰类抄，与摘抄略同，但分类隶属，以便挦撦，如《文选类林》、《楚骚绮语》是也。抄书至此，似为最下，然取便记忆，本无不可。（《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汪辟疆文集》，XXX古籍出版社，1988，71-72页）
梁启超说：“善抄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36，20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汉纪》提要称：“献帝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词约事详，论辨多美。”《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九《通鉴纪事本末》提要复云：“唐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枢乃自出新意，因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XXX。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有也。”
不少学者都将抄录资料作为写作的基础工作，如顾炎武于《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称其：“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梁启超评论道：
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钞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他“以钞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钞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钞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钞而不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专集》，中华书局1936，60页）
近人著述，如钱穆之《国学概论》也复如此，“正文仅为纲要”，（《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1页）主要内容是所称引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当然都是抄录而来。
2
写提要
这种方法有利于从宏观上对所读书进行把握，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根据提要、节要所提供的线索去寻求原文当然也比较方便。现存最早的读书提要当推《书》序、《诗》序。因为单是从篇名还不容易看出各篇诗、书的内容，所以阅读和传播《诗》、《书》的人，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它们加上了内容提要。如《诗经·鄘风·载驰》的小序云：“《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再如《尚书·虞书·舜典第二》的小序云：“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汉成帝时，刘向父子整理图书，整理完了，往往写一篇提要，介绍书的作者、整理情况、书的内容，并且作出分析和评价。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然是这么做的。近人张舜徽读清人文集，每读一部就写一篇提要，一共写了一千多篇，后来选了八百篇编成《清人文集别录》出版了。他写提要的方法是尽量辑录原文，并标明出处，挺实用。现代出版的书发表的学术论文多有内容提要，对我们了解这些论著的内容和特点当然是有帮助的。
3
写心得体会
这种方法难度又要大一点，因为读书真有体会，还将体会写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宋代吕祖谦《吕氏读书记》中的部分内容大致属于这种情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书为“吕祖谦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阅之书，随意手笔，或数字，或全篇，盖偶有所感发，或以备遗忘者”。上面提到的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大抵也是这类读书笔记。今录洪迈《容斋随笔》两则为例。
其一，《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为礼，以處为处，以舆为与，凡章奏及程文书册之类不敢用，然其实皆《说文》本字也。许叔重释礼字云：“古文。”处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从處。”与字云：“赐予也，与舆同。”然则当以省文者为正。
其二，《喷嚏》：
今人喷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说我”，妇人尤甚。予按《终风》诗：“寤言不寐，愿言则嚏。”郑氏笺云：“我其忧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则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遗语也。”乃知此风自古以来有之。
这种心得体会偏重于资料考证，还有一种心得体会着重于对思想内容的探索，实际上就是学术短文，如朱自清的读书笔记《<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集>》。作者首先介绍了将《元曲三百首》与《荡气回肠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前一书任中敏先生主编，民智书局出版，后一书任夫人王悠然女士编，大江书铺出版，都是散曲选本”。接着分析了《元曲三百首》内容上的特点和缺点，并结合诗歌中“归隐山林”这一主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诗人的“归田”，大概是说说罢了，心里总还想着做官的。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正可描写这种人，这种诗。这也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作底子，道家思想做幌子。散曲家身份本不甚高，无甚远志；他们只图个自己快活，说想归隐，倒是真的。
可谓一针见血，辨析入微。作者还论述了体裁与主题的关系问题，并指出：“散曲这东西似乎只够写写儿女之情，用来言志，总觉得有种俳谐气而不切挚。宋词除苏、辛一派外，似乎也是如此。……词这个体裁似乎根本上并不宜于言志。”作者最后道出了《荡气回肠集》“专取私情之作，以尖新为主”的特点，但是又指出：“在礼教高压的时代，读了痛快淋漓的，现在时移世易，却也觉得有点辽远了。”从而说明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道理。这则笔记虽然不长，但闪光的地方却很多。
3
做索引
如果我们自己有书，或者该书常见，容易找到，不需要摘录的话，还可以做题录和索引。题录可以只记录论著的题名与出处。索引可以写关键词，或主题词，或用最少的词句撮其要点，然后再注明出处。其优点是节省时间，中心突出，便于查找；其缺点是不如抄录原文那么直接了当，内容完整。
读书笔记写在哪儿
1
写在书上
最省事的方法是干脆买一本书，就在书上做记号、加批语、移录有关材料。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读书笔记附书以行，不易丢失；读书笔记可以和原文比照，容易收到直观的效果。所以，从事学术研究最好买一些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书。胡适说：
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图书馆里虽有许多的书供你参考，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想往上圈画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写。所以至少像对于自己所学的有关的几本必备书籍，无论如何，就是少买一双皮鞋，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胡适文集》第12册，XXX大学出版社，1998，486页）
将读书笔记记在书上的方法起源甚早，汉代的郑玄似已用之。《四库全书总目》卷十五《毛诗正义四十卷》提要称：“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
王季思介绍过古人常用这种方法，指出：
最简单是在书上作记号，最先他们所用的记号是划、是抹。《朱子语录》：“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朱笔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全与原看时不同。”又朱子论读书法说：先以某色笔抹出，再以某色笔抹出。所谓抹，所谓划，都是在文章的紧要处或精采处，划一条线。宋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楼昉的《迂斋评注古文》，也都是用这个方法指示读者的。现在学生看书，遇到应该注意的地方，大都用铅笔、自来水笔或颜色笔划出来，不知这正是八百年前人的读书方法。稍后一点，是用圈点。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方回的《瀛奎律髓》、罗椅的《放翁诗选》，边都是附有圈点的刻本。（这圆点不是标点的符号，而是鉴赏的符号。）这种方法从元、明以来，日见流行，直到现在才渐渐的少用了。（《语录与笔记》，《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2，322页）
王季思还谈到人们常在书的天头地脚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称为“眉批”。不少线装书的天头地脚，都留得特别宽大，以备人们写批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称为文学批评，也由此而来。金圣叹批本《西厢记》、脂砚斋批本《石头记》，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前辈学者都喜欢采用眉批的方法。殷孟伦在《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一文中说：
他读书一定要动笔或加批语。现在看到他存下的批点过的书有百余种，集录下来一定对后学启发不少。他批过《文选》，他的学生曾传抄过。所批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几乎等于替郝氏改文。《说文》也批得密密麻麻。《广韵》也是如此。这三部分整理出来就是很可传世的名著。他又批过《资治通鉴》，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断句时，曾通过齐燕铭同志在陆宗达处借去一部分采入标点本。 （殷孟伦《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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