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关于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为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进一步探索党建有效引领乡村治理，凝聚治理主体、创新治理路径，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对实现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县着力梳理分析工作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为做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一、做法与成效。今年以来，*县以列入全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点县为契机，成立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创建工作协调推进组，下设“一办四组”，推行“一核四化三行动”创建载体，明确“7+N”试点示范创建基础工作事项，聚焦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路径选择，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在组织联动上下功夫。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探索“村村联动”“村社联动”等组织联动模式，在全县成立“联村联社”党委*个，覆盖*个村，推动资源共享、抱团发展。比如，成立联村党委，帮助*个村连线开通公交车线路，抱团发展特色产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探索推行村党组织引领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建立重大活动事项向村党组织报备制度，制定“五要十不准”准则，规范备案村级社会组织*个，改造提升民俗活动场所*处。比如，将村内宗祠改造成为农民文化广场、家规家训展示点，添置农家书屋、民间调解室，赋予新功能、新内涵。
（二）在汇聚力量上下功夫。注重集聚头雁队伍、下派人才、党员等各层面人员力量，创新推行村党组织书记“提级谈话”工作，建立“一报告两清单”监管机制，采取现场会、比武练兵等方式帮促提升村干部履职能力；探索集聚下派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将下派人才的特长优势与各村需求相匹配，开展“组团化、片区化”跨村服务，实现下派干部“效用最大化”；同时，构建“村党组织+网格党小组+党员家庭户”三级组织体系，通过党员联户帮治、党员带富先锋培育、党员责任区等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比如，建立联户帮办机制，由村主干一人带十户、两委成员一人带五户、党员一人带三户、村民代表和网格员一人带一户，织密党建引领治理网。
（三）在群众参与上下功夫。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抓好乡村治理“五小平台”建设，因村制宜灵活搭建小板凳、小食堂、小积分、小网格、小微权力等治理平台，就近就便设置*处议事亭、议事长廊、议事小院，常态化运营长者食堂*余所，引导*个村建成智慧化平台，畅通村民诉求渠道，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热情。比如，推行“逢五说事”，把每月农历初五、十五、二十五设为“集中说事日”，引导群众积极建言献策；探索“数字+乡村治理”模式，通过“一图统揽、一图统管”让网格高效运转，使便民服务更加快速便捷。
二、存在的问题。随着省级试点县创建工作的不断深入，在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不足与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三个重点环节：
（一）从党建引领的“能力”来看，党组织自身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基层党组织功能强弱与乡村治理成效呈高度关联性。在调研走访中发现，我们的村级党组织建设个体差异比较明显。一是村党组织功能不够强。部分村级党组织不具备引领乡村治理的政治整合力、社会动员力和群众号召力。有的阵地建设不规范，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形式化；有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形同虚设，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敷衍了事，影响党员和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度；有的对“党建引领”理解模糊，不善于以党组织名义开展工作，办事“低调”、不懂宣传，群众基础不实，工作推动不畅。二是“头雁”队伍素质不平衡。虽然“一肩挑”书记的年龄、学历结构大幅优化，但部分人员的能力素质并不适应乡村治理新要求。有的基层经验欠缺，思路不清、办法不多，打不开工作局面；有的习惯用老思路、老方法办事，缺少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治理水平差强人意；有个别村的党组织书记主要心思没放在村内事务上，专注度不够、执行力不强。三是党员示范作用不明显。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的战斗力的基础。*县农村党员的流动性很大，全县*余名农村党员中长期稳定在村的占比仅1/3左右，直接影响了党组织的正常运行，发展党员、审议重大事务时都是好不容易才能凑够人数。尤其是留在村里的党员往往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执行力偏弱，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一些很好的工作措施、部署安排，由于末端落实不够有力，整体成效大打折扣。
（二）从党建引领的“对象”来看，乡村人与事的变迁带来新挑战。在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口结构特征、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价值取向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一是村民主体地位有所弱化。乡村“能人外迁、弱者沉淀”，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持续加剧。农村精英阶层人员数量减少，村民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足、兴趣不浓，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发挥不明显；与此同时，留守村中的弱势群体服务需求较大，日益增长的多元化诉求，又给乡村治理增添了压力。二是多元共治格局尚待健全。目前，村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协同互动仍在探索中，农村的宗祠会、老人会、红白理事会盘根错杂，据不完全统计，尚未纳入备案管理的还有近*个，这些农村社会组织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血缘地缘性色彩较为浓厚，各宗族组织间的利益纠纷等失范行为，有可能挤压村级党组织权威，不利于各种治理力量的整合。此外，下派人才队伍效应有待进一步释放，在外乡贤能人及外来企业、务工经商人员等方面力量，也亟待党组织开发好、引领好。 三是乡村治理基础仍显薄弱。市场经济冲击下，村民价值观发生变化，追求经济利益，集体意识薄弱，项目建设、征地拆迁中无理缠访、闹访现象并不鲜见；法治意识较为淡薄，权益受侵害时往往习惯于求助家族势力，托熟人、找关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推动困难。农村物质基础也较薄弱，产业“小、散、弱”，村财体量很小,村集体财力支撑不足，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低，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三）从党建引领的“路径”来看，工作模式的推广落实存在差距。务实合理的工作模式是党建有效引领乡村治理的关键所在。客观地说，我们一些好的工作模式推不开、落不实，与省级试点要求有差距，在党群互动的中间环节还要下更大功夫。一是经验推广上有差距。目前，我县已有党员联户帮治、“逢五说事”“爱心银行”积分兑换等一批成功的经验做法，但在县域内却推得不够开、落得不够实，“只见盆景不见风景”。包括“跨村联建”、支部领办合作社等工作举措，事实证明都是行之有效的，实际的操作中，运行的规范化、群众的参与面、发展的带动力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二是网格管理有差距。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愈加重要的作用。当前，*县在网格化管理上还处在相对初步的摸索阶段，涉及的工作机制、人员选聘、职责划分、福利待遇等配套政策落实进度偏慢，普遍存在网格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不高、稳定性不强的问题。三是数字赋能上有差距。数字化是畅通群众交流渠道、提升乡村治理效率的必要举措，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理应作为省级试点的重要实践领域。当前，全县虽*个村建设了乡村智慧平台，但“区域数字一体化”统筹不够，数字技术与村民需求、乡村实际的对接与互融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相当一部分的智慧平台作用发挥不明显。部分人认为智慧化平台，村民群众使用率低，使事务办结复杂化，在乡村治理中意义不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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